为您找到与试论logisitic人口模型在民族地区的适用性 人口问题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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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各民族混杂居住的重要地区。所以,要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能否得到发展。西部大开发目标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这一切都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问题有密切关系。
西部不少少数民族在传统上有早婚、早育的风俗习惯,由于少数民族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较晚、政策上较汉族宽松,所以,妇女生育率仍较高。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到1989 年,世居西部的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只有俄罗斯族和裕固族。而有10 个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4 以上,他们是哈萨克、维吾尔、景颇、布朗、撒拉、怒、柯尔克孜、塔吉克、独龙、保安族。像柯尔克孜、塔吉克族,总和生育率还在6 以上,基本上处于自然生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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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最短是日本用了25年,故我国人口龄化速度与发达同家的速度相比十分惊人。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以后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人口的1/5,占亚州老年人口的1/2。开成原因,由于我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减少了出生,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造成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出现了低生育、低死亡的结果,从而显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
2、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3、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1、长期稳定生育水平,减少未来老来人口。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一旦失误很长时期难以挽回。只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动摇。
2、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增加老有所养措施。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由现收现付体制改为“流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的成功果实。同时,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社区、家庭、个人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城镇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待遇结构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方式社会化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与村级扶持相结合,发扬子女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保证老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切实保障孤寡老人的五保待遇,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3、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健康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解决医疗经费来源,逐步形成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使老年人口及家庭不致因病致贫,积极开展以老年然为主的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研究。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建立健全老年病防治研究机构。开设老年医院、老年人护理院、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病门诊,实施家庭病床,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4、拓宽渠道,发展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大多一是卫生保健服务业,二是家政服务业,三是日常用品制造业,如老人交通工具,四是人寿保险业,五是旅游、娱乐业,六是房地产业如:老年公寓,七是老年教育产业,八是咨询服务业,在实施中,应简化手续,减免税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投资使老龄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5、积极推进社区养老功能。社区应积极实施老人照料,老年食堂、托老所,法律空间服务站,文体娱乐设施,开展多样化的老年体育健身活动, 积极兴办托老院、敬老院、福利院和各种照料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组织。做到小事不出门,难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道)。
6、尊老爱幼,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应加大宣传和发扬光大,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形成良好尊老爱幼的风气,积极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使老年人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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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问题关系到小至地区大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人口的预测在未来的参考价值也不断提高。文章着手于logistic人口模型,通过matlab等数学软件,利用方程与实际数据相结合,从未知的角度来预测已知,将预测值和真实值进行比较,分析logistic人口模型的在贵州省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适用情况,分析原因,并结合现实,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logistic;民族自治州;人口模型;人口流动;贵州
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所以,在我国,要想搞好经济发展,首先就要解决人口问题。
由于我国的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属于滞后状态,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滞后势必也会成为总是经济发展的弊端,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来提高总体发展的均衡性。
1789年,马尔萨斯就在《人口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口指数增长模型,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同时人们也提出了很多争议,因为指数增长型明显地存在了一些弊端,在当时间趋向无穷的时候,人口总数也会趋向无穷,这与现实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但由于当时人口基数小,所以马尔萨斯模型还是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时,马尔萨斯模型已与当时的人口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误差,人们便愈加重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缺陷,于是Logistic人口模型即阻滞增长模型便应运而生了。
下面文章就贵州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县用Logistic人口模型做预测,与真实值比较并对结果做分析。
Logisitic人口模型是改进的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以在条件假设方面logistic人口模型还是传承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特点,它们的差异就是,在马尔萨斯人口模型中认为单位时间内人口的增长量与人口总数成正比,比率为常数r;而在logistic人口模型中引入常数Nm,用来表示自然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并假设增长率等于r1-,即净增长率随着N(t)的增加而减小,当N(t)→Nm时,净增长率趋于零,按此假定的情况下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如果假设在预测期内不会发生大的人口迁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
如果考虑自然灾害的突发、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引发的人口迁移、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生育政策颁布的影响因素,以上Logisitic连续状态模型就遭到破坏。
文章以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对象,以人口总量最为研究的指标,需要对贵州省这三个自治县做出假设:一是贵州省这3个民族自治县自然条件的情况符合logistic人口模型的基本条件要求;二是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范围内自然环境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是一个常量。
根据上式logistic人口模型方程,我们通过求解不难可以得到:
其中Nm表示自然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N0表示与初始时刻t0所对应的初始人口,N(t)表示t时刻所对应的人口。我们需要知道三组数据才可以求解此方程,并用其总之后的预测。
通过查看区域经济年鉴,我们可以得到2000-2002年的人口数据,并将2000年的数据看成是方程中的N0,而2001年和2002年的数据则将看成是两个已知的N(t),我们通过matlab软件可以求得这三个自治州所对应的r和Nm,如表1所示:
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各个地区的logistic人口预测方程,接着我们将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将r和Nm代入方程可以得到方程为:
其他两个自治州的方程可容易得到,在这里我们就不逐一写出。根据这些方程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对应的预测值,如表2所示。
为了更加详细地对上述预测值的可靠性做一个评价,我们需要对上述数据进行误差分析。
为了能与真实值做比较,我们现在给出一个误差率t,根据区域统计年鉴我们可以容易查找到对应的年份这三个自治州的实际年末总人口,我们令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对应的误差率的表,如表3所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的预测值和真实值最为接近,误差率分别为0.0702%,0.0431%,0.0658%,但是接下来的所有年份所有的预测的误差率都相对要大得多,数值上都大于0.4850%。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明显看到,2004-2006年黔东南和黔南自治州的误差率明显要高于黔西南地区,而在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黔南和黔东南的走势大致相同,而黔西南虽然相对而言重心比较接近真实值,但是还是属于起伏不定状态。
显然,本文中的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本文在求解r和Nm的时候,仅仅单一的选择了2000,2001和2002年的数据,单一的数据必定会存在着误差,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均值来减小误差。
第二,在文章中所求解的Nm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量,这种变化在经济有大变化的地方变化的速度越是快,所以我们在文中脱离了经济对Nm的影响。
第三,假设的条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满足了假设的条件势必能用logistic人口模型,但是文中所涉及的地方已经不在这种限制范围内。
根据现实情况辅助分析,因为经过西部大开发政策,拉动了西部贫穷落后的地区,刺激当地经济增长,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现象日益频繁,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和logistic人口模型中,无人口流动的封闭式区域这一重要假设条件已经遭到了破坏,在今后的人口预测中,若要用到logistic人口模型,那也必定会是需要将现有的方程进行改进,人口的流动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数量,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以及经济本身越来越不可分,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1、吕红平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状况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葛渭高,田玉,廉海荣.应用常微分方程[M].科学出版社,2010.
3、梁中堂.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研究[J].人口学刊,2008(4).
4、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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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对于坚持政府保障与市场供给相结合,逐步形成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体系的“双轨制”,已成各级政府共识。新“国八条”还规定了市县政府保障住房主体责任,实行年度目标管理。
任何社会都会有一部分需要政府帮助才能满足住房需求的人群,在发迭国家一般占6%,我国约占20-25%。我国提出今年要建1000万套保降性住房,如果按此速度,要持续8-10年才能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
建设保障性住房量大还是量小?以租为主还是以售为主?体现了主政者落实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决心。困难。
建设保障性住房量大还是量小?以租为主还是以售为主?体现了主政者落实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决心。
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有利于集聚城镇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我们要“三化”化“三农”就是要减少农民、缩小农村,让大量农民进城创业就业。现行的“农民工”政策限制了农民进城,高企的房价就让他们望房兴叹,即使人进了城还是变不成市民。
也许人满为患的一二线城市不希望那么多的人涌入,开始限制人口了,而对于正在快速城市化、需要集聚人口的三四线城市就是机遇。提供大量保障房,就是留住了长久的居民。只要在城市有固定收入的人,或者愿意到城镇居住的人,首次购房是为解决基本的居住功能的都可以购买保障房。城市人口集聚的越多越兴旺,这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十分有利。
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是对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的纠正。我们不能担心大量建设保障房会冲击房地产市场而小手小脚建设保障房。须知,符合条件买保障房的群体,是永远买不起不断高涨高档商品房的,不能让他们被“边缘化”。政府更不能指望从不断推高的房价中,获取土地拍卖水涨船高的资金,或者指望增加随房产增收的一次性税源;房地产商也不能老是在暴涨的房价当中获取不当的“暴利”,那都是不可持续的。
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应是价格适中、各类群体能买得起相适应的住房的市场体系。房地产商也可以参与低价位保障性住房的开发,获取政府监控的适当利润,这要作为一种常态,有利于房地产企业的健康发展。
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并且“以售为主”是一种长治久安之策。现在规定的保障性住房不能上市,转让时政府优先回购,阻碍了中低收入群体迅速致富的步伐。政府不要指望手中握有公房财产增值,手中存量的公房越多,建新的保障房的动力就会减弱。中低收入的家庭资产并不多,政府把保障性住房出售给他们,就是给予他们最大一笔保值增值的资产,使他们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
“有恒产者有恒心”,他们就会定下心来奋斗,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建设全面小康是大部分老百姓有产的社会,而绝不是大多数老百姓还居住在产权不明晰的保障房里。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人民群众拥有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我们大量提供有产权的保障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
因此,我们要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由现在的“人等房”到“房等人”,而且除了少部分廉租房和公租房之外,大部分保障房要“以售为主”。江苏“十一五”期间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结构比例是廉租房占5%,公租房占10%,其它都要成为可售的商品房,这是合适的比例。
我们也希望对这部分购房者在信贷支持上实行差别政策,实行银行贷款和公积金优惠利率,降低首付比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对于已经进城或准备进城的人员,也可以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购买保障性住房;对于已经在各开发区就业的工人,则通过购买只是成本价的房子,变成彻底的产业工人和新市民。这个转换过程越快越彻底,社会越和谐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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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人口普查结果反映出很多问题,其中流动人口的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长81.03%。而这2.6亿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及其家属。
产生所谓的“农民工”,本来是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却成为一种常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工厂的集中形成了城市,所以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的,农民进了工厂,也就自然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在50年代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时期,也是这样的,一面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一面是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那时,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但是,自从60年代初出了三年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短缺经济,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当时工业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城市化却停滞了。直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还是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大有改善。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大量出现,这正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好时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就大量出现了。按说,这部分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工厂,从企业取得工资收入,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理应是工人了,理应是工厂、企业所在地的居民了。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全世界除中国只有北朝鲜、贝宁等极少数国家实行),他们的户口不能迁,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不能变,他们在城市里,在工厂里干了5年、10年、15年了,他们还是农民工。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五六千万的流动人口是正常的,而现在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6亿。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光是影响社会稳定,更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前,我们国家各种犯罪案件多发,社会治安不好,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流动人口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息息相关。据调查,2.6亿流动人口中有接近9000万人是80后90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60后、70后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管理他们,这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所谓的流动人口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城乡二元结构搬到城市里来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市场,有两种身份,两种人。这些人是没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社会肯定不能安定和谐。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摘掉农民工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帽子。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市民的过程,并没有搞农民工这一套。我国是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农村容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农民要发展,城市也需要用工,但户籍制度等没有改革,不得已,只好当农民工。应该说,农民进城当工人,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搞成农民工这一套,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后遗症的表现,也是我们改革不及时,不到位的恶果,所以给农民工带来了许多的苦难,给社会给政府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客观地说: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惹的祸,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那是永远也解决不好的,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现在已经形成的农民工这套体制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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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基本方略,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在这一过程中,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也十分重要。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并把它作为“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作为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该如何积极应对,统筹谋划,相互促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要先行。从前几年的实践来看,蕲春围绕“建设经济强县、医药名县、文化大县,打造健康之乡”的奋斗目标,不断强化土地规划和产业规划,确保了土地的合理使用和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推进了李时珍国际健康文化旅游区、李时珍医药工业园区、蕲春经济开发区和沿江经济带、蕲太城镇带等“三区两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十二五”时期,要充分发挥人口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能动作用,把人口发展作为谋划蕲春城乡一体化的主线,进一步强化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三大规划的整合,统筹考虑现有土地、产业开发与人口发展潜力,科学界定人口限制区、人口收缩区、人口稳定区和人口集聚区等不同类型人口发展功能区的地域和范围,合理配置人口、土地和产业布局,确保人口资源的有效供给,确保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经济集聚的同向,严防因人口集聚滞后所带来的土地资源浪费,劳力供应不足,产业萎缩和内需不畅等不利因素的发生。
小城镇、中心村和新农村建设,是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三大载体。要转变发展方式,发挥其在吸纳人口,衔接城乡,承接产业和辐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强大规模效应。特别是在人口管理方面,要继续坚持“扎实强基础、特色创品牌、综合上水平、整体争进位”的工作思路,完善机制,创新方法,分类管理。在城镇社区,扎实推行“完善一个网络,理顺两大关系,确立三大路径,落实四自方针,履行五大职能”的“12345”模式,即,完善社区服务管理网络,理顺社区及社区原居民小组与辖区内所有组织单位的关系,确立分类管理、分层考核、分级拨款等属地化管理的实现路径,落实社区居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履行宣传动员、组织协调、综合服务、业务指导、检查监督等社区服务管理职能,进一步完善“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的社区人口计生工作管理机制。要创新流动人口区域协作机制,与流入地建立“双向共管”,实行“一盘棋”的服务管理,与此同时,对外出的要全面推行“六个一”,即,为其办理一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开展一次生殖健康普查服务,签订一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合同,组织一次人口计生知识培训,要求留一个准确的联系地址,每季度寄回一份妇检证明;流入的要全面落实“以房管人”,建立村(社区)责任人——小组协管员——小区信息员——楼栋长(房主、中心户)四级责任链,落实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要创新村民自治,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和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完善层级管理、网格管理和合同管理,强化镇村干部、计生专干和中心户长三级责任,落实划区分片定责,兑现合同服务管理,确保经常性工作到位。
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支撑,也是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富民强县,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基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相关的人口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卫生、医疗和公共信息服务的重要内容,必须创新发展,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大有作为。要优化财政投入,健全服务网络,规范村级服务室,实现县、乡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两化”达标,优化服务环境;要拓展服务内容,延伸服务触角,立足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三大主业,进园区社区,进厂矿企业,进村组楼栋,使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药具发放、人员培训、优生指导、随访服务、生殖健康、奖励优待、便民维权等优质的服务全面覆盖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实现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人口服务全面均等化。
进一步完善城乡户籍管理、土地流转和资金投入机制,实现城乡户籍管理一体化,土地流转顺畅化,资金投入多元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流动的束缚,引导人口向产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优化区域集聚的重要保障。在完善三大机制过程中,要始终把人口发展作为资源配置、福利安排的主变量,始终坚持优先优惠的原则,确保各项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利导政策相衔接协调,在人口迁移、再就业、就医入学、土地补偿、产业培育、低保、住房等方面,继续有针对性地向落实基本国策的家庭倾斜。尤其是在资金投入上,确保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优先安排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企业退休职工奖励等法定的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和县委、县政府制定的城乡居民医保、新农保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充分发挥计划生育优惠优待政策的导向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政府)
近年来,河南省管城回族区主动建立区域协作关系,与户籍地变对弈为联手开展服务。该区按照流动人口省内“一盘棋”工作要求,主动与新郑市、登封市、商丘市夏邑县、陕西省旬阳县、福建省仙游县、武汉市江岸区、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等地签订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与服务协议书。同时,利用现代化信息联络手段,建立了管城区流动人口“QQ”(腾讯网络聊天工具)交流群,全区各乡(镇)、办实现了网络对话、即时信息传递。(张丽君 吴伟霞 鲍艳霞)
日前,河南焦作市解放区被中国计生协确定为第二批青少年生殖健康宣传教育拓展项目试点区后,充分利用这个难得机遇,以教育基地—焦作卫校为载体,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青春期生理教育。
一是关爱青少年的生理健康;二是关爱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三是关爱女孩健康成长。(曹剑波 崔丽萍)
——现孕猎民家庭妇女喝上新鲜的“一杯奶”
2010年度鄂伦春旗古里乡政府出台了对古里乡现孕猎民家庭实行“一杯奶”补助政策,为2009年10月1日以后怀孕的猎民家庭妇女,每人每天补助一袋纯牛奶,补助天数共计280天,目前,已有8位已婚育龄妇女享受“一杯奶”补助政策。其中4位已婚育龄妇女孩子已出生,其它4位已婚育龄妇女正在继续享受“一杯奶”补助政策。这项惠民政策在2011年将继续执行下去。古里乡政府正是通过对猎区群众实实在在的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实的为猎民服务,深入落实国家计划生育的“生育关怀行动”,创新鄂伦春旗古里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徐忠廷)
近年来,山东海阳市凤城街道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人口计生工作有机融入到建设“美丽富裕新凤城”的过程中,坚持“五个结合”,大力推进人口和计生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步开展。
一是把计生文化建设与农村创建精神文明相结合;二是把提高人口素质与“培育新农民”相结合;三是把落实人口计生工作职责与考核基层干部相结合;四是把计生利益导向机制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结合;五是把强化计生基层基础与“深化村民自治”相结合。(姜海涛)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是一项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公益事业。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通过经济手段,以利益导向机制转变社会生育观念,巩固和提高计划生育成果的有益探索。日前,天津市西青区九个街镇都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通过义诊、咨询、发放宣传品等方式为贫困母亲送去温暖。这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西青区人口计生委 西青区计划生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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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全国总人口规模约为13.7亿,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地区约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陆地区人口十年仅增加7390万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
从关注人口总量增长到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体现了我国人口观念的重大转变,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本文特别关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下简称六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得到巨大改善的同时,老龄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尤其沿海发达地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地区,生育率低和老龄化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龄人口增多,而且增长的速度不断加快。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老年人将从“十一五”的500多万提高到800多万。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到2049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31%,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欧洲。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20至30年间,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六普公报的发布,引起国内外社会尤其是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28日公布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为13.39亿人,这表明我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这次,“正在变老”、“未富先老”成了中国人口给世界的最新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随之成为海外媒体聚焦的热点话题。
“城镇化进程在加快的同时,老龄化的速度也飞快。”《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如此解读中国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文章援引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中国人口老龄化给劳动人口带来了压力。
《华尔街日报》在题为《中国人口迅速老龄》的报道中表达出了中国有可能重蹈美国覆辙的担心: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并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
同样的担忧也出现在美国《__科学箴言报》的报道中。在一篇题为《人口报告:中国会在变富前变老》的文章中,作者用有些诙谐的笔调评论道:“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儿童的数量在急剧减少,但领退休金的人却在急剧增加。”
德国《威斯法伦日报》说,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社会正在迅速变成灰色,孩子的数量也正在下降。人口曾是中国前进的武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制造充满优势,但现在人口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道难题,在老龄化之前,中国应增强技术产业,否则中国可能掉入峡谷。
英国路透社分析说,在当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人口学家担心,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该分析援引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学者的推算说,如今中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4岁,按照生育率1.60%来算,到2050年时半数中国人年龄可能不低于50岁,而且当中国有25%的人口达到60岁或以上,他们的人均收入最多只能达到西方老龄化国家的1/3。学者还比喻说,人口在迅速老龄化,好比坐车走下坡路,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当于给这辆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车踩油门”。报道同时说,拥护计划生育政策者称,人口减少曾经对经济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文章在标题中说,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老。文章说,在中国推行“一胎化”政策32年之后,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一度飞速的人口增长,根据政府方面的预计,中国人口在2015年可能开始下降。但文章同时指出,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也导致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变老,60岁或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13.26%,比10年前增加近3个百分点,预计中国2015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亿。
印度《经济时报》称,为了避免人口过量的“马尔萨斯灾难”,中国一度采取紧急措施以限制家庭的规模,然而这一政策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能够赡养和照顾老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综上,国外媒体评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的担忧来自两方面,一是人们担心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二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年轻人口的较少,巨大的养老保障负担,以及并不富裕的中国现实国情,无形中加大了中国社会养老的压力,并且这个压力还在成倍增加中。
养老问题,之于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意义,并不亚于收入分配问题、教育问题、保障房供应问题等等,因为,老年人群是最弱势也是最脆弱的人群,他们更需要社会的优先关爱、优质服务。妥善处理老龄化带来的一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仅是提升中国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而且关乎中国在世界的新形象、新的影响力,尤其是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复杂问题的能力、应对人们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等综合性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我国专家学者高度关注的社会课题。大家一致认为,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我国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同在。
全国人大、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位的城镇化和过快的老龄化两大特征,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很多机遇,比如说老龄消费。但是他认为,不应该对此过分乐观,我们在推动老龄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一定压力。老龄人口比例增加的同时,年轻人口比例却在不断缩小,这导致我国社会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优势迅速减退,并意味着我们要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力支撑起更加庞大的老龄社会。所以,我国要加快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低劳动生产率转向高劳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应付老龄化社会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与良好的发展环境。
目前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的“先富后老”不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是“未富先老”。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虽然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刚突破4000美元,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老龄化程度加深除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外,还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社保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应对老龄化加深带来的压力。
而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形势更加严峻:增长迅速的老年人口规模增大基本养老费用的支付需求;尚不发达的经济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较弱,导致养老保险基金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并且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扩大覆盖面困难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状况将越来越严重。老龄化问题已经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敲响警钟,这需要决策者提前做好制度改革准备,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
我国老年人口中“高龄化”和“空巢化”加速趋势也十分明显。研究表明,我国80岁以上老人、城乡空巢家庭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出生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劳力供给和养老资源同时减少会形成两荒:“用工荒”和“养老荒”。应对过快的人口老龄化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整合家庭、社会和政府各种资源,在提供养老公共产品的同时,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养老服务的不足。有了现金,未必有服务。比如数量众多的失能老人、慢性病老人,可能会面临有钱买不到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老龄化人口增加在对社会形成压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有着巨大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建设需求,这也将创造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比如说老龄消费。无疑,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空间:医疗卫生事业要更多地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住房及基础设施要更多地考虑老年人的便利;家政服务行业要更多顺应老年人的需要只要企业在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上下功夫,银发族对品牌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肯定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据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养老市场需求达8000亿元,但满足这一需求的有效供给远远不足。专家分析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及企业对老龄产业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少、公益性强”的阶段,致使整个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品牌产品,总量偏小、投入不足,结构单一、功能泛化、效益低下,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和一些有远见的企业看到老年人对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力图做大这块产业蛋糕。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信贷、财政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探索老龄产业发展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产生越来越多具有品牌号召力、社会影响力的养老服务机构,填补这一市场空缺。
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以及空巢家庭、高龄老人、孤独老人、病残老人,对我国专业化的养老护理服务提出了庞大需求。
据了解,我国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职业,但人才极为缺乏。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介绍,全国养老护理员有2万余人,但需求量约为1000万人,缺口巨大。
专业化服务队伍的欠缺问题已引起全社会关注。北京市政协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预计未来5年将有47万名老人需要护理型照顾,其中大部分人只能居家接受护理。而北京市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000多人,且基本上都在养老机构,没有进入社区。
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巨大落差,迫切需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制定有利准入政策、规范行业发展标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与发展热情,迅速培育、壮大这一专业服务人员队伍,让老年人享受得起、享受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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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逐步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年人口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了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极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受灾面积、人口数量都十分巨大,而当老年人遇到灾害时,由于其年龄、生理、病理方面的原因,老年群体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特别在灾害之后的心理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的重要发展形势之一,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201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02亿,并且数量还在持续上升。老年人群的经济、身体、文化生活、心理等都是社会所亟待重视的问题,在其中的心理问题,由于其关乎老年人的主观世界,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生活、身体、精神状态,所以尤其应该得到重视。而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有其普遍的心理问题,老年是听觉、视觉、味觉、记忆、睡眠等身体机能走向衰退的时期,他们的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社会地位等也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都会产生直接的不良影响。比如,有些老年人会随着暮年渐近,产生情绪低沉、消极、抑郁、恐惧等不良的心理障碍;有的老年人因为疾病而产生焦虑、无奈、忧郁、悲观、失望的心理等。
自然灾害是指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因遭受各类自然灾害每年死亡人口均在千人以上。而且我国自然灾害呈现种类全、频率高、强度大、损失重、时空分布广和灾害地域差异大等特点,这为我国进行防抗减灾工作带来了着实的困难。每年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据民政部国家减灾办数据,仅较以往受灾较轻的2014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24353.7万人次受灾,1583人死亡,235人失踪,601.7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298.3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如果按照全国老年人口14.9%的比重算,那么3628.7万次老年人口受灾,又因为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灾害对该区域的影响程度越弱,很多受灾地区都是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弱化现象严重的经济落后地区,受灾老年人口远不止这个数字,其由于灾害造成客观伤害会演变为老年人口的主观伤害即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的诱发通常是多因素的,比如人进入老年后,通常会自以为疾病的到来,从而产生心理的老化,因而经常精神不振,忧心忡忡。项曼君等人在对北京市老年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健康自评是影响老年人心境的最大因素。老年人作为特别需要照顾的人群,在面对灾害时,老年人会因不愿迁移、身体虚弱、生活变动或者适应能力较差等原因受到伤害,并且在我国很多地方,有很多老人处于独居状态,再加上个人反应慢、动作迟缓或者有痴呆和瘫痪的情况的话,没有或很少的人可以在发生灾害时全力帮助他们,这会使他们蒙受经济损失或身体伤害,另外,老年人由于知识获取理解较慢,对防灾减灾知识缺乏学习,自我预防保护能力弱,这也是容易受到灾害伤害的原因之一。
由于自然灾害灾害不仅会带来物质上的损失而且还会因紧迫的冲击性经历给对个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并由此引发严重的障碍,即像灾害这种特殊的情况可引发创伤性应激反应(traumatic stress),如果不能很好的适应就可以发生抑郁,焦虑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ic stress disorder)和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等重的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在灾害发生后,老年人由于自身本就因为健康或者晚年抑郁等心理问题,在面对灾害带来的损失或心理创伤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甚至会影响到身体。而且,由于灾害老年人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通过人或媒体了解到,因为其脆弱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况,就会产生各种身体反应和心理活动,例如心慌失眠、反复噩梦、情绪激动、无安全感等,这也加大了因自然灾害影响老年人群的范围,产生更为广泛的创伤性应激反应。
自然灾害发生持续时间不长,可能仅数秒或者几日,但是它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却是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伴随人的一生,又由于老年人群的特殊生理心理情况,解决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老年人口心理问题是一个长期必要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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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一样,是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四大难题之一。鉴于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严峻形势和促进再就业的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从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着手,分析了1076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形势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中国城镇失业人员的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并加入了对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使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对策更有针对性。另外,运用生存分析法中的Cox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因素。
中国目前失业问题仍然严重,总量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结构性失业突出,同时,出现四大群体(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交织。从宏观上看,失业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微观上看,失业人口成为了城镇弱势群体的源头,其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呈现长期化趋势。调查表明,失业2年以上的占55.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主要领域为个体私营经济和服务业。从单位性质看,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去向主要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占全部实现再就业的失业人员的81.7%。从行业看,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去向主要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23.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占19.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2.2%)和其他服务业(占14.9%),这些行业占了全部再就业失业人员的近七成。
生存分析就是处理、分析生存数据。由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数据的选取,只能是确定一定的研究期间,它符合生存数据的特点:在研究期间结束时,所要研究的事件还没有发生,或过早终止,使要收集的数据发生缺失。如: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在研究期间仍然处于失业,也有可能在研究期间实现再就业。所以,本文选取生存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由于再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所以不宜采用非参数或参数模型方法。因此,对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的分析主要是运用生存分析中的Cox回归模型进行。我们主要通过Cox模型分析以下问题:失业人员从失业到再就业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失业持续时间。在生存分析法中,失业人员处在失业状态,即表示存活;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即表示死亡。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原工作单位性质都是影响失业状态转变的危险因素。我们要确定那些危险因素对生存时间有重要影响,也就是确认重要的预后因素。通过建立失业持续时间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变化的模型,来确定这些对失业持续时间有影响的预后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在模型中的影响对再就业率进行预测。 4.2数据选取
以2005年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中普通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为计量数据,来分析影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因素。这些数据包括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原单位性质、技术职称、失业时间、再就业时间,其中通过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和再就业时间计算出失业人员的失业持续时间。
主要以原工作单位性质这个变量为主要危险因素分析对失业人员持续失业时间的影响。假设失业持续时间丁有一个连续的概率分布f(t),t是T的实现值,则失业者在(0,t)实现再就业的累积概率为:
失业时间一直持续到时间t并将在以后结束的概率为s(t)=1-F(t),S(t)即为存活函数,用以表示失业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存活函数相对应的是转机函数h(t),表示失业时间至少持续到t的情况下在(t,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表示再就业率,即当dt趋于零时失业者在(t,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的极限值,即h(t)=limdt→ 0[Pr(t≤T<+dt)|dt]。通过推导可得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的关系为:
由于失业持续时间样本的概率分布f(t)具有不同的形式,则相应的h(t)也要有对应的分布函数,而由于样本分布函数往往难以确认,因此,可使用Cox模型对样本分布没有严格要求的半参数模型进行分析。Cox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h(t,x)=h0(t)exp (x'β)。h0 (t)为基准转机率,是时间的随机非负函数;X是含有一系列影响因素(协变量)的向量,X=β1 X1+β2X2+…+βn Xn,因此,h(t,x)是将在时刻t实现再就业的转机率分解为基准转机率和由向量X引致的增量转机率。β表示当X变化一个单位时引起的转机率改变倍数的自然对数值;而eβ1 就是相对转机度,表示变量X变化所引起的基准转机率改变的倍数。将失业人员的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引入Cox模型,可得:
h(t,x)=h0 (t)exp (δI+X'β)
其中I是表示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的分类变量,δ为I的系数,eδ则表示不同的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所引起的再就业转机率的变化倍数。
根据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关系以及(2)式,可构建包含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的失业持续时间模型为:
假设失业时间持续到t-1并在时间间隔αt=[t-1,t)内实现再就业的转机率为ht,根据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关系有:
在失业时间已经持续到t的条件下,失业时间能超过时间段αt的概率为 (1-ht),则单个失业者在第rt个时间间隔内实现再就业的似然函数为:
利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Cox回归所得结果。可以看出,原工作单位性质为政党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之间再就业转机率的差别不是很明显,原工作单位性质为集体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的失业人员再就业转机率与其他三类有明显差异,再就业转机率高。原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失业人员的累积失业存活时间最短,原工作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的累积失业存活时间最长。
从对个人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变量HARZ.RATE系数为1.048,说明男性失业者再就业转机率略高于女性;年龄变量系数为0.579,表明再就业转机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步减少,高龄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甚至转为退休;教育程度变量系数大于1,说明学历越高,再就业转机率越高,失业持续时间会越短;健康状况变量系数为1.019,说明健康是实现再就业的必要条件;技能的系数为1.004,表明具有技能的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转机率高。
从以上分析得出,原工作单位的性质对失业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同样地条件下,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为民营、个体及私企的再就业持续时间会短,而相对的原工作单位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再就业持续时间会长。而中国的90年代末的国有企事业改革造成了大规模的企业职工下岗,说明了政策性的变化会影响到失业者的再就业。现在,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民营、个体及私企,这样会有利于失业者的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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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只存在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和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此外,劳动供给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既有消极的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应当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供给与需求
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人口。从理论上说,相对过剩人口可以有三种类型: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是否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开始承认我国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对存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认识却很不统一。有学者指出,上述三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我国都是存在的[1]。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确存在着贫困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不充分造成的,而与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状况无关。如果把现有的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要实现全民的共同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本人主张平均分配)。可见,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至于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据预测,将来也不会达到人口多到连国土都不能承载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国目前存在的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依据,断定我国存在着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站不脚的,因为从环境破坏并不能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实际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个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能说这个人也是过剩的吗?可见,我国只存在着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本文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现阶段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 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 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 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3]。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4]。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4]。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6];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7];2002年,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 000万人[8];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 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 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9]。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 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 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然而,我国存在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未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么,现阶段我国为什么会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呢?
1.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国情表明,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相对短缺的国家。统计表明,无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还是人均资本占有量,我国都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但是,如果生产资料太少了,就势必有一部分劳动者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沦为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即使结合了,也不过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罢了,这虽然不会引起劳动者公开失业,但却产生了隐性失业。其结果,不仅相对过剩人口照样存在,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可见,目前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或资本缺乏是密不可分的。
2.这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要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如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也要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同理,社会主义生产要素也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部分组成,用货币价值来衡量,也可以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表示,这说明,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与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一样,社会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样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例如,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样会产生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职工沦为企业冗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这说明,“机器排挤工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3.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好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二元经济时期,致使我国的劳动供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增长过快、总量过大的状态。其一,持续的人口高自然增长率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人增加到目前的1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不足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8亿人。另据今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30年,我国人口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高峰10.1亿人[11]。其二,工作日比西方发达国家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缩短了法定工作日,但一方面新的法定工作日仍然比较长,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中,非法延长工作日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三,劳动力参与率高。一是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60%的农村尚未实行离退休制度;二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且全国尚未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三是城镇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民营经济非法使用童工现象比较普遍。上述原因致使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迄今仍然高达73%以上,高出西方国家1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劳动供给总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相结合,势必形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4.经济结构调整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也随之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与变换,由此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而沦为技术性失业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依然滞后。据统计,2009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只有42.6%和34.1%,而同一数据美国2000年就分别已经达到78.5%和78.4%。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不得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正确看待现阶段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是解决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前提。为此,不仅要对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要对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保持清醒认识。
1.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趋扩大之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也正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灭亡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并不存在日趋扩大之势。首先,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社会资本的总量也在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4]。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势必对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劳动供给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据研究,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供给总量过大,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将继续扩大,但必须看到,我国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出现负增长。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源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源泉却有日益枯竭的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尚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1亿人左右。据此,按照每年转移800万的速度计算,10年后,我国几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最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过去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根据产业发展演变规律,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第三产业在我国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不仅有着宽广的就业门类,而且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可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持久地扩张我国的劳动需求,从而缓解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压力,抑制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
2.清醒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类福祉的消极作用与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具体表现如下:(1)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研究,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NP便低于潜在GNP3%。(3)相对过剩人口导致工人贫困化。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使在业工人的工资被迫降到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下,从而使其陷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使失业和半失业工人陷入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4)相对过剩人口是滋生犯罪、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温床。(5)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容易诱发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社会动荡。(6)相对过剩人口降低了社会的幸福指数。据调查,失业给工人造成的不幸,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伤害、心理的折磨与精神的痛苦。认识到相对过剩人口的上述消极作用与危害,要求我们务必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上升到事关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精神文明和人民福祉的高度加以解决。
3.充分认识和利用相对过剩人口的积极作用。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如上所述,相对过剩人口确实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和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专门论述。
(1)由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满足生产突然扩张所引致的劳动需求。“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4]。
(2)相对过剩人口为以经济周期性波动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4]。
(3)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通过加剧劳动者的就业竞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人的纪律状况等,增强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
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同样是适用的。试想,假定没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突然地被投到”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及其他服务部门,何以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乡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何以有当下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辉煌?可见,对于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还是一分为二好:一方面,清醒地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减少到适宜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服务。
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双重作用表明,相对过剩人口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所谓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相对过剩人口[12]。目前,关于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如果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字,则被认定为严重失业国家;失业率在7.5%-10%之间,则被认定为高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7.5%之间,则被认定为中等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以下,则被认定为低失业国家。由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且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经济体制转型期,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很不相同,加之除了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外,相对过剩人口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对就业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未成年辍学人员、犯罪人员等各类人口,而这些人口在我国的数量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确定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尤其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与社会稳定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化和想当然。基于此,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城乡失业率应该控制在4%-7.5%之间,相对过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保持在8%-10%之间,即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应该保持在1-1.5亿人的范围内。
鉴于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高达2亿人,未来20年我国总人口还将继续增加,要把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1-1.5亿人之间,实属不易。为此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切实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以妥善解决。
1.努力扩大劳动需求。一是要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使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三是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四是要以扩大就业为导向,进一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数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2.适度控制劳动供给。虽然目前我国劳动供给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考虑到几十年后我国劳动供给将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目前控制劳动供给一定要适度而不能过度。一是要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要尽快改变重“控制人口数量、轻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人口生育政策,实行“数量控制、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并重的人口生育政策,努力维持一个从长期来说较低的、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二是要制定《工时法》,严厉打击非法延长工作日的行径。三是要切实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反规定在采掘、建筑和其他危险环境中雇佣女性的行为及使用童工的行为。四是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五是要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福利水平,减少离退休人员再就业人数。六是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村离退休制度,引导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民主动退出就业领域。七是要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减少国内劳动供给。
3.更加重视解决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是要切实实行优生优育政策,采取措施不断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二是要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改善生产和工作环境,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生率。三是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自食其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四是要妥善安置流浪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和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减少无业人员的犯罪率。五是要大力发展扶贫事业和慈善事业,遏止因贫辍学现象和因贫犯罪现象的发生。
① 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中国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为16亿左右。而据国家今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人口2033年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此后将逐渐回落。
[1] 俞海山.广义相对人口过剩论[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3).
[2] 郭庆松,陶向龙.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失业人口问题研究[J].人口研究,2007(3).
[3] 王红茹.中国城镇失业率升至9.4%[N].中国经济周刊,2009-01-05.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2-694,705-707.
[5] 蔡昉,都阳.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1.
[6] 2009年民政部救助流浪人员达150万人次[EB/OL].[2010-01-07].新华网.
[7] 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EB/OL].[2010-03-18].新华网.
[8] 陈宗寿.中国劳工与弱势群体状况[EB/OL].[2007-06-17].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统计,2010(3).
[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
[11]中国发布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EB/OL].[2007-01-11].中国网.
[12]李建民.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现状、趋势与问题[J].人口研究,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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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因而造成东北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三姓地区赫哲族居多,由于其是典型的渔猎民族,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居住上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民族聚居区部落。因此这就给沙俄侵略一个可乘之机。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多次侵犯三姓地区,骚扰民众。为此,吉林和黑龙江将军多次请奏,但清朝政府却置若罔闻,依然“隐忍规避,听客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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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朝三姓地区的人口变迁
三姓地区历史悠久,早在渤海国时期就在此设立得理府。辽朝著名的五国部五国头城――越里吉部就驻于此地。清1665年建筑三姓城,1714年设立三姓协领衙门,1733年添设副都统,沿用赫哲三姓为建制的名称,直到1905年改设依兰府。
三姓地区所辖的范围广阔,“三姓副都统管辖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鄂霍次克海领域的广大地区,是吉林将军辖区中最大的一个副都统。”
三姓地区虽然土质肥沃,但是自古却是人口稀少之地。“由唐虞至明末命为洪荒时代。伊时荒山满野,遍地荆榛子,冬冰夏虻,不适于居住,纵有少数游牧之人,行踪至不一定。”[2]明朝中期,由于熟女真纷纷从三姓南迁,使该地区人烟稀少,野兽、鱼类资源渐丰厚,吸引着赫哲族先民,以至其纷纷迁徙到该处,并逐渐在三姓地区沿江而居,成为该地区原住民。
明朝时在三姓地区曾有25个卫所设立,驻守卫所的站丁,一般为来自山东、河南的汉族,人口寥寥。
(一)三姓赫哲
1645年,清朝为了招抚索车部,从下江秦德利地区,选派200名赫哲族到三姓地区充当驻兵,开启了此地人口之繁衍的步伐。清初,“松花江中游胡尔哈河(今牡丹江)口、汤旺河口顺流而下玛那哈地方及胡尔哈河正东倭和地方分别有赫哲人数十户或百余户居住。”
1714年清朝政府又从该地区打牲部挑选披甲200人,编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统编为“伊车满洲”。编赫哲族舒穆鲁、葛依克勒、卢业勒、胡什哈里四姓的族长为世管佐领,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4人。后来胡氏赫哲一族迁徙至宁古塔,因此余下舒、葛、卢三姓赫哲族居住于此,故名依兰哈拉即赫哲语三姓之意。三姓地区人口数量虽然逐渐增多,但对比松花江上游地区人口还是稀少,且人口成分多为迁来的赫哲族以及由清廷选派的八旗官兵。
(二)流人的发配
清朝前期三姓地区还包括关内流人。早在清初,为了加强统治,清朝政府对反清复明的知识分子以及思想活跃的江南汉族地主实行残酷的打击政策。这些知识分子重则加以处死,轻则被发配到东北苦寒之地,大部分被流放到宁古塔、三姓地区,这些地区逐渐成为流人的戍所。1713年,康熙下令“发遣人犯,暂停发齐齐哈尔、黑龙江等处,俱著发三姓地方”为奴。
(三)站丁的戍守
清初时期,在赫哲族所居的三姓地区就有一定数量站丁的分布“自吉林至瑷珲间,设置十九处驿站,可直接通至黑龙江北岸的额苏里屯。每驿站额站丁并拨什库三十名,他们战时执行战勤,平时耕地自给。”这些站丁因为跟随吴三桂入滇,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受到惩治被发配至三姓地区充当站丁。
清朝前期严格实行的包括三姓地区在内的东北封禁政策,“禁止无业流民在彼栖处。由宁古塔至三姓、珲春,由拉林、阿勒楚喀至三姓各路,禁止无票之人行走,不论旗人与家奴之女,皆不得嫁与民人。”[5]但是私闯关隘去东北逃生的流民依然屡禁不止,他们长途跋涉深入关外,远至三姓地区的流民越来越多。
(一)流民的迁入
进入清末,关内北方各省战乱连年,自然灾害频发。“山东、河北、河南三省自1823年至1911年的88年间,就有7400多个县次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其中山东、河北两省就有67万多个村庄。”[6]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地狭人稠,劳动力过剩,生存困难。以山东省为例,1840年人口已达到31987566人[7],更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境地。赫哲族所在的三姓地区拥有优质的黑土地和丰厚的物产资源,正适合处于流离失所、无处安家的流民投奔。因此为了谋求生存,关内贫民以及破产手工业者,把眼光投向三姓地区,纷纷外移。
(二)垦民的迁入
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因而造成东北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三姓地区赫哲族居多,由于其是典型的渔猎民族,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居住上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民族聚居区部落。因此这就给沙俄侵略一个可乘之机。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多次侵犯三姓地区,骚扰民众。为此,吉林和黑龙江将军多次请奏,但清朝政府却置若罔闻,依然“隐忍规避,听客所为”。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侵略的脚步加快。因此开放东北边疆,招民垦殖,以实边防,成为当务之急;而赫哲族所在的三姓地区即成为重中之重。“惟珲春最近,惟三姓最危。”
三姓地区“东北直接俄境,边防同为吃重……以期绥靖地方,震慑强敌”[10]。因此,清政府从1880年开始,在东北边疆开始逐步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并委任三品大臣吴大?、吉林将军铭安督办三姓地区的移民防务。为了吸引垦民开发三姓地区,“光绪七年(1881年)开辟了宁古塔至三姓的驿道,并积极征调当地的赫哲士勇戍守”[11]。于是,关内北方各省流民大量涌入东北,深入到东北边疆三姓地区的也逐渐增多。原本荒芜的三姓地区逐渐被开垦良田,“1894年,吉林三姓江北五站招民承领陆续垦成熟地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七垧多,生荒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余垧”[12]。
(三)流人入官庄
清朝时期,三姓地区有不少发配而来的流人。这些发配到苦寒之地的流人一般都成为披甲人之奴。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将发配至东北他处的流人迁移到三姓地区,并使其并入官庄种田。“将从京城移来籍没入官之人及从宁古塔、伯都纳移来安插之人犯、赏奴与本地赏奴等,一并俱令入官庄……令其种田,四十五年又将本地无主之五十包衣入官庄,添设五个官庄……令其种田。”
这些三姓地区的流人大部分成为官庄的种田人或者是苦劳役,随着流人的不断增多加速了该地区人口变迁的步伐。 综上所述,清朝是三姓地区人口发生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出现了人口变迁的社会现象。人口变迁给该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先进的思想和风范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思想素质,频繁的族际通婚,则提高了民族体质、加强了民族融合。因此清朝时期的人口变迁对三姓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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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民族不断打破封闭,由相互闭塞到逐渐交流,由彼此隔离到密切联系,各民族人口空前流动,民族散居化越来越广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趋明显。城市作为不同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主要交汇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主要引发区。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使得城市民族工作复杂化,对城市民族关系造成了很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文章通过对广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调研,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并对如何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关系;民族工作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生活于边远闭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较发达地区与城市流动,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城市里民族成分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猛增长。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开放的发展观念与发达的经济水平,对各地域、各民族人民都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广东成为一个典型的外来少数民族接收大省是必然的。据统计,到2012年底,广东56个民族成分齐全,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250万,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和各大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入,必然对城市社会产生影响,如民族关系主体多元化、需求和诉求多元化,民族间交流交往频繁化等,最终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内涵与挑战。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阐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探讨应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有效机制。
取百度百科的定义,民族关系,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是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性质制约的,也是与当时要解决的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及解决的方式途径联系着的。[1]城市民族关系,即发生在城市区域范围内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必将改变城市民族关系的内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民族关系的新增主体甚至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成为引发民族关系的重要主体。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在引发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上。”[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
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使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各族文化带入城市,极大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进入城市,亦为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的多民族化进程,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加快了城市发展,有益于推动与巩固团结友好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加入,也导致引发民族问题的触点增多、燃点变低,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城乡、异地、跨民族三重流动的主体,迅速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导致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有可能造就民族间关系的不和谐以致紧张。城市多民族化趋势和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增多,使城市民族关系在我国整个民族关系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3]
据统计,至2012年底,广东省有少数民族人口约310万,比2000年增加190万,12年间增长了3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31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80%是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80%分布在城市,80%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各大中城市。三个80%对广东省的城市民族关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广东省城市民族关系日益繁杂化,主要特点呈现如下: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广东城市与民族地区的双向发展与改善
各族人民进入广东各大城市,使得广东城市文化多样性得以加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城市里汇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服饰、饮食、娱乐等方面进行着有形无形的交流与碰撞,极大丰富了广东城市文化面貌,为广东城市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据调查,广东省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各民族特色的食品、农牧产品、工艺品等,一些以少数民族特色风味为主的餐饮业在广东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州,就有 “清真拉面店” 约1500家,过去回族同胞在城里找不到饭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穿着民族服装,摆卖制作精美的民族饰品,深受市民喜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更有一些城市大力开发民族文化旅游项目,把灿烂的民族文化搬进城市,进行表演与展示。如深圳市的民族村、锦绣中华等旅游景点,便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荟萃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城市劳动、生活,与广东世居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幸福广东,促进了广东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通过学习与交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从广东城市学到了先进技术与科学理念,改善了自身生活,开阔了眼界,反过来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城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双向不适应”,使其迅速成为广东城市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与焦点
“双向不适应”,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化生活与管理,城市管理部门和汉族群众不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与广东城市文化直接而又频繁的接触、摩擦、碰撞,难免造成矛盾与问题,终至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又存在文化与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适应城市问题上比一般流动人口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而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原本由粤地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广东又未做好迎接大规模民族文化冲击的充分准备,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短期内骤然增加,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与生活习惯未必能得到广东城市居民的理解与尊重。在广东,因为汉族居民把猪肉带入清真食店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另有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家乡比较随意的生活习惯带入城市,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聚谈喧哗等。这些背离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处事方式很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以至于发生摩擦纠纷。而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抵触,反过来又伤害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感,由此造成城市民族关系的紧张。
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适应城市管理规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大多没有固定门面,以流动摊贩为主。为了增加销售,他们多选择繁华路段进行摆卖,乱设摊点,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另外,由于在粤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多是小本生意,没有长期目标,也就不愿办理经营执照,给城市管理增加了难度。更有甚者,在交易过程中实行强买强卖,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破坏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据统计,2012以来,广东发生的二百多起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中,因流动商贩引起的,超过总数的3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几率居高不下。
三是一些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并以此寻求特殊待遇。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地区与城市存在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再加上自身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广东一般从事较为辛苦低薪的工作,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落差越发明显,从而产生失衡心理。而与城市居民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又影响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与交往,增加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刚来到广东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民族认同”成为他们在他乡找到依靠最佳的途径,族群分界与认同意识由此得到极度强化。加上对法制法规与民族政策的一知半解,遇事则往往以民族认同为纽带,抱成一团,相互声援与支持,甚至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
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4]在广东,遇事“情绪激动――聚众声援――上升为民族问题”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矛盾纠纷的固有程序。加上城市具有信息传播快,辐射性强等特点,当某一城市发生涉少数民族问题时,会很快传播到其它城市和地区,使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2011年12月,佛山市发生一起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纠纷。起因是约10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佛山市区违规摆卖烧烤,不满当地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的管理而产生对抗,他们拟采取的对抗方式是:联合珠海、东莞等地的同籍同族人员到佛山进行谈判,并故意违规摆卖,促使城管动手,进而以此作为导火索闹事,引发冲突后再组织游行与上访。此事经佛山市各有关部门的稳控措施得以调解平息,但由此可见,“民族身份”确实成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寻求特殊待遇的“招牌”。
(三)城市民族关系渐趋和谐,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应对方式未尽完善
广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更是成为广东民族工作的重点。粤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有效调控。比如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以规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开展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以树立民族团结的意识;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体系,以切实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排忧解难等。在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加上城市强大的融合作用,广东日渐形成并不断巩固以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为主流的城市民族关系。但是,民族关系本身并非一个永恒稳定的系统,尤其在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大、增长快,时刻影响着城市民族关系的动向。广东的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上的未尽完善也逐渐显现:
其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遭不公平待遇,其正当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我国正经历着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这同时也是城市民族多元化的过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少量到极大规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构成复杂、居住分散、随时流动,必然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因此,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人员,都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认为他们破坏了城市的和谐有序。部分执法人员为保障城市的正常秩序,常常忽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导致管理过程中存在简单粗暴、侵害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现象。这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管之间矛盾的高发几率可见一斑。“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常遇到的问题。
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固有的偏见以及来自城市的制度性歧视与非制度性歧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群体性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严重影响到城市居民与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互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相对认可程度,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势必会产生民族关系问题。”[5]事实上,城市并不仅属于城市居民,它是开放与公平的,进入城市的人,就应该得到城市管理机制的保障。而且,矛盾的引发是双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引发城市问题的同时,必然也处于被动引发的位置。城乡平等、各民族人民平等,是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前提。唯有妥善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遇到的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才会达到真正和谐。
其二,在处理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时,为避免引发“民族问题”而不能坚持原则。前文提到,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往往以民族身份进行非理性抗争,把民事事件演化为民族问题,以此取得特殊待遇。与此相对,部分执法人员由于对国家民族政策缺乏了解,一旦遇到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便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往往采取无原则退让、“花钱买平安”的处理方式息事宁人。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城市多次上演的“切糕”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广东也常常发生以高额赔偿为最终解决方式的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矛盾纠纷。事实上,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纵容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损坏了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形象,最终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任何事案件时,法律都应该是基本原则。准确定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能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都看作民族问题。有了法制法规的约束,各民族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的背景下,分析有利于城市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消除阻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建立良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探讨构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真诚合作,共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城市民族工作涉及面广,涉及人员构成复杂分散,若依靠政府单方面努力,很难使团结和睦的民族意识渗入每一个角落,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若缺乏政府所搭建的良好平台,单纯的民间行为也难以形成榜样,得到推广。因此,促进政府行为与民间行为的真诚合作,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民族氛围。一是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急切寻找认同感,归属感,少数民族团体比单纯的城市管理部门能更好地为之排忧解难。因此,引导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协会,能充分发挥这些社团桥梁纽带的作用,促进民族互助,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适应城市并参与到社团中来,推动自我管理机制的健全。
广东省近年来建立的异地务工少数民族服务协会、少数民族商会、少数民族企业家协会等,对协调城市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管理机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散居住于城市各个区域,且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常被认为是引发城市民族问题的主体,因此,城市管理一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侧重采用防范机制。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是城市的一员,也应在城市得到应有的服务,并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若能通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进行管理,为其提供服务与保障,并或吸纳为社区管理者的一份子,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来培养归属感,能在心理上与实际行为上增强其安稳性,以此增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
2012年,广东省民族宗教委出台了《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积极推进各社区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创建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搭建和谐民族关系桥梁。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他们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且少数民族干部多为各个民族的优秀代表,在其民族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与亲和力,可以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起到很好的引导、教育作用。在广东,少数民族干部经常参与涉少数民族矛盾纠纷的处置,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处作用。
(二)建立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的联络协调机制
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主体之后,城市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一个城市的民族工作的涉及范围不再限于本城市,还与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紧密相关。”[3](P57)很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地的管理部门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缺乏了解,对民族工作也缺乏经验,因而在处理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时常常陷入困境。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输出地政府则对本地区民族文化与社会风俗比较熟悉,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广东省民族宗教委与新疆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输出大省区驻粤机构举行定期座谈,共同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方式方法。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也与少数民族输出地政府之间建立协作机制,通过两地的有效合作与探索,妥善解决了不少疑难事件,提升了城市民族工作水平,有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总之,在城市民族工作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努力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然要求。广东省在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城市民族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扎实做好协调民族关系工作,努力营造城市各族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环境,虽仍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和谐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树立了广东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收大省的良好形象。
[2] 郑信哲.浅谈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3):10.
[3] 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54.
[4] 郝亚明.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8(3):18.
[5] 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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